赵孟頫为元代书坛的领袖，其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书兼众体，亦有很多重要书法理论流传于世，主要见之于《松雪斋集》《铁网珊瑚》《笔道通会》等书。现在发掘出来与书法思想相关的主要有《松雪斋书论》《评十一家书》《阁帖跋》《兰亭十三跋》等文，另外也可以从一些题跋及后人的评价中得知赵孟頫的书法思想。

首先赵孟頫的书学师承是其书法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石。赵汸《东山存稿》中讲：“公初学书时，智永《千文》临习背写，尽五百纸，《兰亭序》亦然。”宋濂《题赵魏公书大洞真经》又讲：“盖公之字法凡屡变，初临思陵，后取则锺繇及羲、献，末复留意李北海。”可以知道赵孟頫学书大抵先从祖宗家法宋高宗赵构入手然后通过智永上溯锺、王，最后再回到唐代李邕。此外赵孟頫章草学索靖、萧子云，隶书学梁鹄，篆书学李斯，小楷取法东晋道士杨羲《黄庭内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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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赵孟頫无所不学，无所不精，但对于智永《千字文》和《兰亭序》的基本功是最深的，因此赵孟頫的基本书法观就是取法魏晋“二王”，而不必学唐代颜真卿，这样就与同时代人的学书观念拉开了距离。如：“近世，又随俗皆好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

尚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又有：“若令子弟辈，自小便习二王楷法，如《黄庭》《画赞》《洛神》《保母》，不令一毫俗态先入为主，如是而书不佳，吾未之信也。”（吉林博物馆藏《宋元明人诗笺册》载，于文物出版社《书法丛刊》29 期）他认为颜真卿的书法虽然很好但是并不适合初学者，而主张直接从“二王”入手，这个建议应该是很有见地的。

定武本《兰亭序》

赵孟頫主张书学古人，这个“古”的重点就是魏晋“二王”，尤其是王羲之，而王羲之诸帖中又首推《兰亭序》。他说：“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况《兰亭》是右军得意书，学之不已，何患不过人耶？”赵孟頫一生尊崇晋人尤其对王羲之的《兰亭》下足功夫，并认为《兰亭》为书圣王羲之的最得意之作，故而法度周备，所以他认为只要狠下功夫在上面就一定会有过人之日。

在大德二年二月赵孟頫与鲜于枢一起见到郭右之出示的王羲之真迹《思想帖》之时，就曾大加叹赏王羲之的这件作品为神物。加之赵孟頫本人临摹“二王”书法甚多，曾经临摹过《兰亭》不下百遍，对《兰亭》了解应该是相当深入的，有《兰亭十三跋》传世。所以他得出“《兰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兰亭》刻独全右军笔意”的论断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

赵孟頫《太湖石赞》

赵孟頫在恢复魏晋古法的同时，严肃地思考了书法的本质属性，提出了极有理论深度的命题，对整个书法发展的进程都有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就是“用笔”与“结构”的关系的探讨。他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

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又说：“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已。”赵孟頫明确指出“用笔”在书法诸要素中是最重要的，也是千年一脉，可以学习继承的，而同时也不能忽略“结体”，虽然“结体”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变化的基础依然是以魏晋“二王”的“结体”为准则的。

所以无论“用笔”还是“结体”都必须从古人中来，“法古”才是赵孟頫一生的书学思想基础，所以他认为：“学书在于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当然除了“用笔”与“结体”，赵孟頫认为“天赋”和“悟性”也是很重要的。右军的“雄秀”之气和齐、梁人所缺乏的“俊气”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天赋”或不同时代人的“天赋”。

世人皆学《兰亭》但是有几人能学像，学到精神处呢？正像苏轼所讲：“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赵孟頫认为只有真正懂得书法的人才可以直入门径，虽然刻石书法与墨迹书法存在厚薄、粗细、燥湿、浓淡、轻重、肥瘦等细微差别。一般的人很难体会和分辨，对于《兰亭》的众多版本的优劣好坏也就很难分辨了。但是真正懂书法的人只需一眼便可以通会，而这个本事需要积学，更需要悟性和天赋。

赵孟頫《闲居赋》

赵孟頫论书也极重人品，曰：“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奴隶小夫，乳臭之子，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薄俗可鄙，可鄙。”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好是因为王羲之的人品好，不像有些人“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薄俗可鄙”。另外赵孟頫在其《评宋十一家书》中对李建中、欧阳修、蔡襄、苏舜钦、苏轼、秦观、薛绍彭、黄伯思、李之仪、黄太史、米芾等11 人的书法进行品评。大多是从这些人的性情事迹、道德人品去评价他们的艺术成就的。

比如评价蔡襄的书法，因为蔡襄素来德高望重、德艺双馨，他就用了“如《周南》后妃，容德兼备”的比喻来形容。评价秦观的书法，他用了“如水边游女，顾影自媚”这个比喻。因为秦少游为北宋婉约派词宗，写了很多艳情诗词一直为士大夫所不耻，认为有低俗、柔弱之“女郎气”。但是此论也许并不公允，观秦少游书法丝毫无女子气，反而骨子里一派雄强豪放。所以赵孟頫这些因人论书的观点未必符合实际。恰巧的是，后人评赵孟頫书法也因为他做了贰臣，而对他的书法持有贬义认为媚俗。这种因人废书，用道德的评价代替艺术的观点都是不可以取的。

赵孟頫对学书的态度的观点也是值得一提的，他认为学书法除了知道要师法古人，还要有严谨、勤奋的学习态度，另外还要讲究学习方法。他认为：“临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谨不得谨；然与其肆也，宁谨。非善书者莫能知也。廿年前为季博临《乐毅》殆过于谨。”又说：“凡作字戏写，亦如欲刻金石。”可以看出赵孟頫对书法无比虔诚、严谨的态度。除此还要注意学习方法，他认为学书法最好是多看古人真迹，墨迹，只有看到古人真东西才可以一解心中所惑。

如：“夫有志于法书者，心力已竭而不能进，见古名书则长一倍，余见此岂止一倍而已。”另外，赵孟頫对书写材料也是很讲究的，写字的时候务必选择合适的工具才能发挥出最佳效果来。他讲：“书贵纸笔调和，若纸笔不称，虽能书亦不能善也。譬之快马行泥滓中，其能善乎？”

赵孟頫《致民瞻十札》

赵孟頫对书史的了解及对刻帖源流的熟悉显示了赵孟頫深厚的书法学养。在《阁帖跋》中赵孟頫对于刻帖、翻刻帖的鉴定、流传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提出了“刻同而墨殊”的现象。《阁帖》最初用歙州贡墨拓，而后元祐中，亲贤宅中借板墨百本，分遗官僚，用潘谷墨。两种效果不尽相同却是鉴别刻帖是否是淳化阁帖的依据。

从他收藏的众多《阁帖》看，赵孟頫向晋人的回归正是从《阁帖》中学来。赵孟頫为宋皇室后裔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本来应该与元朝势不两立，但是他却选择了与元合作，并且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政治上再无突破之可能，于是赵孟頫便在书画文化上用功，并且带动了整个元朝三代人的书法上的复古晋唐的潮流。他本人诸体兼善，出晋入唐，提出直接取法“二王”的学习思路。在他的影响下有元一代书坛的基调是学习晋、唐，而非之前南宋受苏、黄、米书风的影响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