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进口商品采用美元结算的伊拉克日前对外官宣，将允许与中国的贸易直接以人民币结算，而此前不久，沙特阿拉伯在2023年度达沃斯论坛上也宣布将在石油出口中接受美元以外的替代货币。当然，摆脱以前的扭捏状态，大大方方且理直气壮为非美货币打开落地窗口的远非中东地区，全球“去美元”进程正在加速。
不可一世的美元霸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拥有80%的世界黄金储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的核心骨架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从此，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全球“货币之王”。随后，针对欧洲地区长达四年、援助金额多达130余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訇然扩开，由于援助方式是90%的赠与，只有10%采取贷款形式，等于美元在欧洲扎下根来，美元跨出本土走向全球由此迈出了关键一步。
接下来美元在各国政府与市场力量的拥戴下大放光彩，当时的一美元含金量为0.88867克。然而，伴随着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爆发，如同无底洞的军费开支倒逼着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印刷与发行美元，美元随即出现大幅贬值。为了止损，持有美元的国家纷纷开始抛出美元而买入黄金，由此驱动美元加速贬值，同时也引来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重压之下，尼克松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之后美联储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以及美元与黄金脱钩这一固定汇率制的戛然而止，并不意味着美元王者身份的淡去。为了维系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1973年美国和沙特签约，双方商定石油交易只能使用美元，至此，脱离了黄金的美元与石油形成了新的组合，而且这样的交易机制安排让美国获得了除美元作为交易工具之外的更多利益。一方面，石油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交易商品，并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需要进口石油，而各国为了购买石油，不得不准备大量的美元储备，这导致对美元的需求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及其相关金融品，由此形成美元的大量回流，美国政府再也不用担心美元会出现如同先前那样的贬值恐慌。
实际上，除了石油美元和美债共同支撑起了美元脱离金本位制后仍可稳居世界通用货币的地位外，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得以保留下来的两大制度化成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也在为美元继续长袖善舞清障化瘀。在IMF后来构建出的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中，美元占有高达70%的绝对份额，同时美国也是世界银行的最大股东，对于这两个组织重大事项的投票表决均拥有一票否决权。当然，无论是IMF对外进行经济援助，还是世界银行发放的项目贷款，也都是以美元为基础计价单位。美元在这种特定制度安排中获得了更多国家的加持与拥戴。
还需特别强调，尽管美元实现了与石油以及后来国际大宗商品的捆绑，但为了监督流通过程中美元的真实使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的第三个年头，美国倡导创建了连接全球数千家金融机构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SWIFT基本上采用美元作为结算工具，实际上完全被美国控制。而且鉴于SWIFT在国际银行间跨境汇兑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美国也经常拿它来充当美元的“战车”，比如禁止受到制裁的国家在SWIFT结算中使用美元，甚至将那些“不友好”的国家踢出SWIFT。
力量组合与路径拓展
作为全球最主要的流通性货币，美元已经渗透到从国际储备到跨国投资以及全球贸易等所有领域，其含金量的高低与汇率的变化牵动着各国经济与民众生活的敏感神经，只是相应经济体对美元的依赖度深浅不一，从中所感受到的伤与痛轻重不同，由此也决定了各方“去美元”的路径与渠道选择千差万别。
其一，是地缘政治冲突下的“去美元”。制度依存不同与立场阵营的分野以及国际话语权的竞争等多种因素，导致近年来地缘政治风险有增无减，尤其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美国挂帅的北约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断升级，倒逼俄罗斯在石油天然气贸易中采取了以卢布交易，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结果也让不少国家绷紧了神经，并积极考虑通过强化本币应用或者引进非美主流货币以分散对美元依赖的风险；另外，美国与中国、美国与伊朗等之间的地缘关系仍未回归到正常轨道，引致利益相关方针对美元可能溢出的冲击加强戒备。为此，除用人民币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外，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贸易也采用了人民币，同时，俄罗斯与土耳其、土耳其与伊朗、印度与俄罗斯等彼此之间的许多贸易品种都采用了非美元货币交易。
其二，是基于减轻通货膨胀的“去美元”。美元升值意味着非美货币的贬值，结果是推动相应国家物价上涨，同时由于国际大宗商品用美元计价，后者贬值必然带动前者价格的上升，输入性通胀极容易蔓延至全球。而更重要的是，掌控着铸币权的美联储也不得不面临“特里芬困境”，即短期国内目标与长期国际目标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实际过程中也只会顾及自己的经济目标而不会考虑美元的外溢效应，正是如此，在经过了几轮量化宽松释放出巨量流动性从而创造了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后，美联储接着去年高频大幅升息引致非美货币集体受挫，全球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饱受恶性通胀的煎熬。基于对美元已成通胀“元凶”的有力应对，去年全球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达到1136吨，创下55年来新高，国际上有关货币金本位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其三，是出于规避贸易制裁的“去美元”。源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贸易摩擦与冲突近年来萦绕不断，美国的“长臂管辖”权肆意伸展，纳入其“黑名单”的国家与企业与日俱增，相应的贸易制裁也愈演愈烈，美元作为国际投资与贸易结算的工具所溢出的风险明显提升，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除了采取本币互换和结算方式外，不少国家还另辟蹊径，伊朗与俄罗斯达成“石油换商品”协议，土耳其与伊朗开启黄金交易石油的新法则，另为摆脱SWIFT的控制，欧盟与伊朗创建了名为INSTEX(贸易往来支持工具)的特别结算机制，俄罗斯打造出了自己的支付系统SPFS(金融信息传输系统)，金砖国家业创建了自身统一的支付系统BRICS Pay(金砖支付)，全球支付体系“碎片化”特征越发明显。
其四，是基于共同市场创建的“去美元”。正如21年前欧洲联盟国家确立了欧元为域内统一货币的法律地位，以图扩张共同体内商品与要素的价值确定自主权，以及降低物品与服务流动过程中使用美元衍生出的不确定性风险，围绕着共同市场建设的货币创新步伐至今并没有停歇，其中巴西和阿根廷正在讨论名为“南方”的共同货币，并发出倡议扩大到金砖国家和南方共同市场。另外，金砖国家各成员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基于金砖国家的货币篮子，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区域性国际储备货币，同时替代美元的结算机制。
其五，是基于技术创新驱动的“去美元”。建立在区块链与算力技术基础上的虚拟数字货币完全颠覆了货币创造的路径，因此，实际交换过程也不再使用法币，同时基于点对点交易的加密货币也展示出了“去中心化”优势而完全可以让SWIFT边缘化。因此，除了全球许多国家中央银行都在积极创建法定数字货币外，各种私人商用数字货币也十分活跃，包括伊朗与俄罗斯共同创建的稳定币、委内瑞拉推出的石油币等，其中萨尔瓦多与中非共和国还将比特币确定为国家的法定货币，这些国家先前就将美元视为主要法币，“去美元”的重要目的就是增强自身对经济的把控力以及隔离输入性通胀。
看得出，从创新贸易结算机制，到双边贸易使用非美货币工具；从抛售美元资产，到增持黄金通货；从扩大货币互换，到开发数字货币；从行政手段引领，到技术变革驱动，各路力量的涌现与各种火力的叠加，给美元前景制造了不小的改变预期。同时，在“去美元”的主体阵营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经济体；既有美国的盟友，也有美国的对手；既有个体冲锋陷阵，也有团队联袂协作。BWC中文网长期独家跟踪全球去美元化进程，发现截至2022年底，至少60个国家已经开始了去美元化的进程。
不会一蹴而就
反观人类货币历史，英镑从极盛到衰落经历了长达115年时间，而美元取代英镑的霸主地位也花费了近80的时间，虽然如今“去美元”的各路人马力量正在加速集结，但美元至今在全球经济与贸易活动中纵横捭阖，驱动其大尺度离场的合力还远未形成，而且美元也不乏自带的价值与光芒，由此决定了接下来“去美元”的路程将十分曲折而漫长。
首先，支撑美元的基础依然较为坚实且在很长时期还会存续。除了依靠大发战争横财从而让美国经济快速超过英国进而使美元获得了盖压英镑的经济体能外，美元主要靠的是黄金与石油起家与发家，而这两样法宝美元至今还牢牢攥在手中。时下，美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与出口国，外汇储备中多达8000多吨的黄金配置无人能比，加之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与厚实的经济实力，美元获得的就是可以继续逞强耍威的“硬通货”支撑。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债务包袱日益肿大，但从未出现违约，而且只要美联储把住铸币权，“财政政策货币化”便可确保美国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无限延续下去，相应地，美元的信用基础也不会发生动摇和遭到破坏。
其次，美元的功能性作用依旧相当强大且短期内无法改写。从价值尺度功能看，目前实行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安排的80多个国家中，近一半的国家将美元作为锚定货币；从支付功能看，美元目前在国际支付中的市场份额近42%，且仍是跨境支付的首选货币；从融资功能看，美元债券目前占比超过了60%，其中跨境美元贷款占比稳定在50%以上；从储藏功能看，美元在SDR的比重为41.73%，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同时在世界外汇储备中占比也达59%，而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功能现在与未来还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迅速取而代之。
再次，对美元的屏障保护十分厚实且可能越来越坚固。美元是美国经济的根基，其在全球货币方阵中主导地位的任何实质性式微，不仅会令以消费为主导的美国经济模式不可存续，美国也会失去面向全球低成本借贷融资的特权，甚至会遭遇国家破产的厄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千方百计地维护美元的价值与影响力，包括运用SDR的老大身份打压非美竞争性货币，借助技术领先优势创建美元数字货币体系，甚至不惜像50多年前搅起一场战争从而让美元绑上石油那样，再发动一次利于巩固与扩张美元营盘的武装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拥有十分旺盛的消费力以及功能强大的金融市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企业对其浸入其实已经很深，即便是企业所在国政府有着明确的“去美元”政策导向，但存在于美国本土之上而拒绝使用美元，任何一个非美企业都将无法承受遭遇惩罚或者放弃美国市场的巨大机会成本，而只要这些微观主体在“去美元”选择上不能很好地策应，“去美元”的宏观政策效果就必然要打折扣。
最后，相关国家围绕“去美元”所表现出的诉求十分微妙与复杂。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地缘政治、经贸撮合以及军事布局上，美国都有着较强的运筹能量与蛊惑力，而且基于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竞争以及区域内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失衡生态，置身其中的较小国家也会自动选边站队，虽然一些国家“去美元化”的方向已定，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有一种可以能给自己带来更多实惠的替代方案，比如美国进行金融援助与贸易支持等，那么这些国家就会很容易改变对待美元的立场与态度，甚至会放弃为“去美元”所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美国与盟友国家之间有着许多的利益交集，虽然基于各自诉求盟友国家会主动选择“去美元”，但如果因此利好共同对手，这些盟友国家又会迅速集合到美国身边从而形成捍卫美元的团队阵营，全球“去美元”因此始终难以聚合出强大的集体性震慑声浪。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